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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【季羡林】

2011-10-24添加留言

谈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,这几乎成了一个常识。谈人的素质又何能例外?

  在这方面,我们,包括大陆和台湾,甚至全世界,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怎样呢?我觉得,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的“通告”中说得简洁而又中肯:

  识者每以今日的社会潜伏下列诸问题为忧:即功利气息弥漫,只知夺取而缺乏奉献和服务的精神;大家对社会关怀不够,环境日益恶化;一般人虽受相当教育,但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;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未能整合,阻碍教育整体发展,亦且影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。

  这些话都切中时弊。

  在这里,我想补充上几句。

  我们眼前正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和千纪末中。“世纪”和“千纪”都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;但是,一旦创造出来,它似乎就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。19世纪的世纪末可以为鉴,当前的这一个世纪末,也不例外。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,有目共睹。我特别想指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。这些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联。

  西方自产业革命以后,科技飞速发展。生产力解放之后,远迈前古。结果给全体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意想不到的福利。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掉的。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同样是想不到的弊端或者危害,比如空气污染、海河污染、生态平衡破坏、一些动植物灭种、环境污染、臭氧层出洞、人口爆炸、淡水资源匮乏、新疾病产生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这些灾害中任何一项如果避免不了,祛除不掉,则人类生存前途就会受到威胁。所以,现在全世界有识之士以及一些政府,都大声疾呼,注意环保工作。这实在值得我们钦佩。

 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(Shelley)以诗人的惊人的敏感,在19世纪初叶,正当西方工业发展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时候,在他所著的于1821年出版的《诗辨》中,就预见到它能产生的恶果,他不幸而言中,他还为这种恶果开出了解救的药方:诗与想像力,再加上一个爱。这也实在值得我们佩服。

  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末,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动荡大转轨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机中,我们平常所说的“代沟”空前地既深且广。老少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十分严峻。有人把现在年轻的一代人称为“新人类”,据说日本也有这个词儿,这个词儿意味深长。

  二人的天性或本能

  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来探讨人的天性的一些想法。

  两千多年以来,中国哲学史上始终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:性善与性恶。孟子主性善,荀子主性恶,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两说各有拥护者和反对者,中立派就主张性无善无恶说。我个人的看法接近此说,但又不完全相同。如果让我摆脱骑墙派的立场,说出真心话的话,我赞成性恶说,然则根据何在呢?

  由于行当不对头——我重点摘的是古代佛教历史、中亚古代语文、佛教史、中印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……我对生理学和心理学所知甚微。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与思考,我觉得,造物主或天或大自然,一方面赋予人和一切生物(动植物都在内)以极强烈的生存欲,另一方面又赋予它们极强烈的发展扩张欲。一棵小草能在砖石重压之下,以惊人的毅力,钻出头来,真令我惊叹不置。一尾鱼能产上百上千的卵,如果每一个卵都能长成鱼,则湖海有朝一日会被鱼填满。植物无灵,但有能,它想尽办法,让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。类似的例子,举不胜举。但是,与此同时,造物主又制造某些动植物的天敌,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猫吃老鼠,等等,等等,总之是,一方面让你生存发展,一方面又遏止你生存发展,以此来保持物种平衡,人和动植物的平衡。这是造物主给生物开玩笑。老子说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意思与此差为相近。如此说来,荀子的性恶说能说没有根据吗?荀子说: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。”“伪”字在这里有“人为”的意思,不全是“假”。总之,这说法比孟子性善说更能说得过去。

  三道德问题

  写到这里,我认为可以谈道德问题了。道德讲善恶,讲好坏,讲是非,等等。那么,什么是善,是好,是是呢?根据我上面的说法,我们可以说:自己生存,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,这就是善。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,这就是恶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说曹操有言:“只教我负天下人,不教天下人负我。”这是典型的恶。要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生存考虑,是不可能的,是违反人性的。只要能做到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别人,这一个人就算及格了,考虑别人的百分比愈高,则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愈高。百分之百考虑别人,所谓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”,是做不到的,那极少数为国家、为别人牺牲自己性命的,用一个哲学家的现成的话来说是出于“正义行动”。

 

  只有人类这个“万物之灵”才能做到既为自己考虑,也能考虑到别人的利益。一切动植物是绝对做不到的,它们根本没有思维能力。它们没有自律,只有他律,而这他律就来自大自然或者造物主。人类能够自律,但也必须辅之以他律。康德所谓“消极义务”,多来自他律。他讲的“积极义务”,则多来自自律。他律的内容很多,比如社会舆论、道德教条等等都是。而最明显的则是公安局、检察机构、法院。

  写到这里,我想把话题扯远一点,才能把我想说的问题说明白。

  人生于世,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:一,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那也称之为“天人关系”;二,人与人的关系,也就是社会关系;三,人自己的关系,也就是个人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问题。这三个关系处理好,人就幸福愉快;否则就痛苦。在处理第一个关系时,也就是天人关系时,东西方,至少在指导思想方向上截然不同。西方主“征服自然”(to conquer the nature),《天演论》的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,即由此而出。但是天或大自然是能够报复的,能够惩罚的。你“征服”得过了头,它就报复。比如砍伐森林,砍光了森林,气候就受影响,洪水就泛滥。世界各地都有例可证。今年大陆的水灾,根本原因也在这里。这只是一个小例子,其余可依此类推。学术大师钱穆先生一生最后一篇文章《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,讲的就是“天人合一”的问题,我冒昧地在钱老文章的基础上写了两篇补充的文章,我复印了几份,呈献给大家,以求得教正。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,解释纷纭,莫衷一是。钱老说:“我曾说‘天人合一’论,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。”我的补充明确地说,“天人合一”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,要和平共处,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。西方近二百年以来,对大自然征服不已,西方人以“天之骄子”自居,骄横不可一世,结果就产生了我在上文第一章里补充的那一些弊端或灾害。钱宾四先生文章中讲的“天”似乎重点是“天命”,我的“新解”,“天”是指的大自然。这种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思想,不仅仅是中国思想的特征,也是东方各国思想的特征。这是东西文化思想分道扬镳的地方。在中国,表现这种思想最明确的无过于宋代大儒张载,他在《西铭》中说: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”“物”指的是天地万物。佛教思想中也有“天人合一”的因素,韩国吴亨根教授曾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来。佛教基本教规之一的“五戒”中就有戒杀生一条,同中国“物与”思想一脉相通。

  四修养与实践问题

  我体会,圣严法师之所以不惜人力和物力召开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会议,大陆暨香港地区,以及台湾的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此集会,决不会是让我们坐而论道的。道不能不论,不论则意见不一致,指导不明确,因此不论是不行的。但是,如果只限于论,则空谈无补于实际,没有多大意义。况且,圣严法师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明定宗旨是“提升人品质,建设人间净土”。这次会议的宗旨恐怕也是如此。所以,我们在议论之际,也必须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。这样会议才能算是成功的。

  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经讲到过,我们中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。钱穆先生也说:“近百年来,世界人类文化所宗,可说全在欧洲。最近五十年,欧洲文化近于衰落,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。所以可说,最近乃人类文化之衰落期。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?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。”可谓慨乎言之矣。

  我就在面临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提出了修养和实践问题的,也可以称之为思想与行动的关系,二者并不完全一样。

  所谓修养,主要是指思想问题、认识问题、自律问题,他律有时候也是难以避免的。在大陆上,帮助别人认识问题,叫做“做思想工作”。一个人遇到疑难,主要靠自己来解决,首先在思想上解决了,然后才能见诸行动,别人的点醒有时候也起作用。佛教禅宗主张“顿悟”。觉悟当然主要靠自己,但是别人的帮助有时也起作用。禅师的一声断喝,一记猛掌,一句狗屎橛,也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。宋代理学家有一个克制私欲的办法。清尹铭绶《学见举隅》中引朱子的话说:前辈有俗澄治思虑者,于坐处置两器,每起一善念,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;每起一恶念,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,初时黑豆多,白豆少,后来随不复有黑豆,最后则验白豆亦无之矣。然此只是个死法,若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工夫,那去那般不正作当底思虑,何难之有?

 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受了佛经的影响。《贤愚经》卷十三,(六七)优波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“系念”的办法:

  以白黑石子,用当等于筹算。善念下白,恶念下黑。优波提奉受其教,善恶之念,辄投石子。初黑偶多,白者甚少。渐渐修习,白黑正等。系念不止。更无黑石,纯有白者。善念已盛,逮得初果。”(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第四卷,页四四二下)

  这与朱子说法几乎完全一样,区别只在豆与石耳。

  这个做法究竟有多大用处?我们且不去谈。两个地方都讲善念、恶念。什么叫善?什么叫恶?中印两国的理解恐怕很不一样。中国的宋儒不外孔孟那些教导,印度则是佛教教义。我自己对善恶的看法,上面已经谈过。要系念,我认为,不外是放纵本性与遏制本性的斗争而已。为什么要遏制本性?目的是既让自己活,也让别人活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,则社会必然乱了套,就像现代大城市里必然有红绿灯一样,车往马来,必然要有法律和伦理教条。宇宙间,任何东西,包括人与动植物,都不允许有“绝对自由”。为了宇宙正常运转,为了人类社会正常活动,不得不尔也。对动植物来讲,它们不会思考,不能自律,只能他律。人为万物之灵,是能思考、能明辨是非的动物,能自律,但也必济之以他律。朱子说,这个系念的办法是个“死法”,光靠它是不行的,还必须读书穷理,才能去掉那些不正当的思虑。读书当然是有益的,但却不能只限于孔孟之书;穷理也是好的,但标准不能只限于孔孟之道。特别是在今天,在一个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,眼光更要放远。

  眼光怎样放远呢?首先要看到当前西方科技所造成的弊端,人类生存前途已处在危机中。世人昏昏,我必昭昭。我们必须力矫西方“征服自然”之弊,大力宣扬东方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年轻人更应如此。

  以上主要讲的是修养。光修养还是很不够的,还必须实践,也就是行动,最好能有一个信仰,宗教也好,什么主义也好;但必须虔诚、真挚。这里存不得半点虚假成分。我们不妨先从康德的“消极义务”做起:不污染环境、不污染空气、不污染河湖、不胡乱杀生、不破坏生态平衡、不砍伐森林,还有很多“不”。这些“消极义务”能产生积极影响。这样一来,个人的修养与实践、他人的教导与劝说,再加上公、检、法的制约,本文第一章所讲的那一些弊害庶几可以避免或减少,圣严法师所提出的希望庶几能够实现,我们同处于“人间净土”中。“挽狂澜于既倒”,事在人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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