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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【田中禾】

2011-12-08添加留言

田中禾(1941~),原名张其华,生于河南省唐河县,作家。著有《仙丹花》、《匪首》、《月亮走,我也走》等。

 

  我怀疑孟德斯鸠(1689~1755)对我们中国人有成见。说不定他在中国受过谁的骗,或遭遇过不愉快的事。哪个中国人得罪了这个十八世纪的学者?让他说中国人“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,但他们却是全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”(《论法的精神》商务版316页。转引自《读书》1996年第1期《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》)。这是标准的妖魔化中国。还有康德,他到中国来过吗?如果他没来过,他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卖鸡往鸡嗉子里填沙子,秤砣上做假?他有什么证据?如果他没有证据,如果他还活着,我们完全可以告他侵犯名誉权。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爱骗人,我们中国人可一直很尊敬他,学他的辩证法,学他的美学,我们哪点儿惹他了?

 

  其实,吹吹牛,说说假话,本是我们这个民族幽默、浪漫的品性。小时候,故乡县城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:一个唐河人、一个南阳人和一个社旗人同时到客店去投宿,店里只剩下一个铺位,三个人就说,咱们各说各自县城的风景,比比看谁的风景最好谁就住这张铺。唐河人先说,他说,唐县有个塔,离天一丈八。南阳人接着说,南阳有个王府山,离天还有一丈三。社旗人最后说,社旗有个春秋楼,半截插到天里头。结果社旗人住了店,唐河人、南阳人只好蹲在客店屋檐下挨冻。其实唐河的塔最高,社旗的春秋楼最低。这是唐河人的教训。不会吹牛就吃了亏。1958年大跃进时我的一位堂兄在大队里当队长,公社召开夏粮丰收放卫星动员大会,为了表示积极响应号召,他抢先登台发言,慷慨激昂,说要保证今年夏粮亩产超千斤(那时的小麦平均亩产一百斤左右,我老家的村子由于缺少肥料,一般年景一亩小麦打八九十斤)。谁知后边发言的人完全演绎了三人住店的故事,一个比一个吹得高,最后上台的人说他们“亩产超八千,拼死争一万”。我这个堂兄被当作右倾分子活靶子,在大会上挨批判,受辩论。那一年小麦的卫星被我们河南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放了,是亩产7782斤。水稻卫星被南方某公社放了,达到12万多斤。报纸上登着一个小男孩站在稻稞顶上的照片,稻子密得连人站在上面也漏不下去。这消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激动得彻夜难眠。他老人家出身于农民家庭,对种庄稼并不外行,他应该知道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,然而他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数字的真假,数字的真假并不重要。这个最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浪漫主义诗人,宁肯相信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编织梦想的激情与创造力。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,热腾腾的人气比打不打粮食更重要。那是一种精神,那时经常有上边领导到下边去看丰收粮仓,大囤满小囤流,囤里是麦草,囤面上盖一层粮食,很多当官的心知肚明,却还是欢天喜地,大加褒奖,该升官升官,该受奖受奖。这是大家的需要,囤里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。你亮了底,败坏了大家的精神,不惟坏掉许多人前程,还会使自己倒霉。鲁迅早就说过,彻底是好的,透底就不好了。西方人的观念比我们形而下。这跟他们重实证的传统有关。他们只相信科学证明,不相信美丽梦想,缺乏浪漫主义精神。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中国古典神话,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浪漫主义有更多的了解,就不至于把我们的豪言壮语当作撒谎骗人,1958年许多跃进民歌(后来被我们最有革命激情的郭沫若先生编入《红旗歌谣》),比如:“我就是玉皇,我就是龙王,喝令三山五岳开道,我来了!”“碰天天要破,跺地地要塌,海洋能征服,大山能搬家。”不都是从《愚公移山》、《精卫填海》演绎来的吗?西方人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正宗的宗教——道教就会明白,中国人重气、重意,不重实际,一重实际,人就成了俗物。在炼丹术的学问里,用柴薪、鼎炉、矿石去炼可以服食的丹散,这是外丹,是最低级的修炼。真正的修炼是精、气、神。以身为玉炉,心为金鼎,精、气为药石,气运泥丸,下降丹田,意念所到,去矿留金,炼成了真丹,可以心存万仞、意吞八荒。这还是下乘。中乘以乾坤为鼎器;上乘以天地为鼎炉;最上乘以太极为炉,太虚为鼎,不但宇宙囊括其中,连宇宙没形成时的混沌也都炼入胸中。这等气魄、这样境界,西方人能想像吗?有了这样的气魄,何愁白日升天,羽化成仙?西人把我们的炼丹术弄成了冶炼术,精神的东西被物质化,他们虽然得到了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铝、汞、铅,可以拿它去赚钱,却失去了精、气、神,堕为凡胎。他们修不成正果,却说我们骗人。这能怪我们吗?公元610年,中国第一次搞对外开放,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,(不知道他们叫不叫什么节?)用了一万八千人演节目,声闻数十里,一连半个月,城中商人、居民身着华衣,盛饰市容,西域商人免费吃喝,醉饱方休。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,就很不明白地问:“你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?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,不给他们做衣服?”(见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1965年版第三编第一册38页)他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礼就是讲究排场,自己再苦再穷也不能不撑面子。我们算的是精神账,不是经济账。如果他们把这种热情好客也当作欺骗,那实在是天大的误解。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到我们老家去考察黄牛养殖,县里通知把全县的黄牛都拴到公路沿线村头上,其实这并不是欺骗,把最好的拿给客人看,这是中国的礼仪。况且关系到世行贷款,重视一下是应该让他感动吧?

 

  报喜不报忧,多歌颂少暴露(最好只歌颂不暴露),并不是鲁迅这老夫子所说的瞒和骗。——鲁迅帮助外国人妖魔化中国,是因为他读多了外国书。他应当知道,隐恶扬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,我们中国人讲究为人助兴,说话吉利;讨厌口无遮拦,扫兴、败兴。外国人经医生诊断得了不治之症,他本人有知情权,医生必须告知他。医生、家人可以安慰他,但不应该对他隐瞒病情。中国人被诊断出绝症一般不告诉本人,只告诉家人,家人总要瞒到不能瞒下去,让他自己慢慢明白,也许直到死去,家人和他自己都不愿把真相说出口。讳疾忌医,不犯忌讳,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原则。除了不扫人兴,还有礼仪上的规矩。记得上初中的时候,语文老师读错了字,我当时举起手说,报告老师,那个字念栅(zhà)栏,不念栅(shān)栏。老师板下脸冷淡地说,就你知道得多!事后有位对我比较好的老师找我谈话,私下教诲我,你怎么可以当堂举手纠正老师呢?你不懂中国的古训“下不犯上”?即使你说得对,也要为老师保全面子,“为圣者隐”。儒雅的人讲究息事宁人,执拗较真是没涵养的表现。长大后读了“指鹿为马”的典故,才明白不说破真相不仅是出于为圣者保全面子的礼貌,还有更深层的利害。赵高当然知道那是一头鹿,他故意把鹿说成马,谁天真到以为他不识鹿、马,站出来纠正,那你不是叛逆就是笨蛋,该杀无误。这不是阴谋,是阳谋。你愿意上钩,那有什么办法?如果我的老师故意把字念错,来测试我们对他敬畏的程度,我不就是那个该杀的蠢货了?礼就是规矩。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。犯上不只会削弱在上者的权威,还能测验出一个人忠心不二的程度。没有忠心,势必有一天会作乱。所以在中国成语里“犯上作乱”是同一个词。

 

  认真习礼的人不但懂得不犯上,还要学会敬上,体上。武则天登少室封中岳,山谷里风撼林涛,武则天问,这是什么声音?她身边的臣子说,这是山呼万岁。这是我刚从旅游点上听来的故事。武则天身边的人就是个习礼得道的人。武则天并不是不知道山不会呼万岁,可她心里希望这声音跟她的到来有关。某位领导好写字,你赶快给他弄纸笔,替他装裱,宣传;某领导好摄影,你给他弄相机,胶卷,帮他冲洗放大,办展览;某领导爱写点诗词,你赶快给他来篇评论,拿到最显要的报纸去发表。这仅仅是拍马屁,虽然会得到小小的好处,可还做不了心腹。真正能干的臣僚应该是上面想什么,不说出口,甚至嘴上说不,你要会按他的心意把事情做周到,这才能成为心腹。外国人竞选总统、州长、议员,不遮不盖就是要竞争,公开拉票,不惜花钱,这种不顾廉耻的做法为我们礼仪之邦所不齿。按中国的礼仪,想做什么是不能说出口的。曹操、司马昭都想做皇帝,心腹们不断上书劝禅,劝进,最后他们的儿子替他们实现了愿望。石敬瑭、赵匡胤、袁世凯即使心里非常想做皇帝,嘴上也要一次次谦让,让臣下三番五次上表,甚至把黄袍加在身上,弄到不接受就有拂民意,这才肯登禅受赐,比外国人到处游说、丢人现眼有礼了多少倍?现如今非常想当官的人,一边不惜手段去跑,一边口头上还要不断表白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,甚至把人杀了,还说无意和他争。脱开世俗目光去评价,这是帝王文化之真传。帝王文化之博大精深,岂是孟德斯鸠者流参得透的?

 

  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这本书出版于1748年,也就是乾隆(清高宗弘历)十三年,我中华大清正当康乾盛世,四海升平,国泰民安;康熙是清朝最开放的王朝,对西方宗教文化比较宽宏,待西人也比较客气,由于他的客气,基督教、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。可这个不识好歹的孟德斯鸠非但不领情,还说我们“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,它的原则是恐怖”(见前书129页)。他埋汰了中国,使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。按他的高见,国家政体分为三类:“共和政体基于道德;君主政体基于荣誉;专制统治则基于恐怖。”(见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孟条)看来我们中国的帝王在他眼里连君主政体也算不上。令我们二十一世纪许多大腕文人赞叹而引为自豪的千古一帝,只不过是靠着恐怖、强权才得以坐稳江山,一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,我们立国的基础竟被他说成是恐怖。这话确实叫人难以下咽。

 

  好在这本书是二百五十四年前的事,二百五十四年前我们被孟德斯鸠妖魔化了一次,和他较真也划不来。二百多年过去了,几代人过去了,我们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在应该让这位借骂中国成名的人到中国来看看,让康德、黑格尔也都来看看。鲁迅这老头也该醒过来,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,在中国,礼仪之邦的文明程度比二百五十年前有多大的进步?(起码我们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推广了“你好。谢谢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再见”这十二字文明用语。说实在话,当初乍听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最后说“谢谢主席先生”,我感到很诧异,干吗谢他?两人见面或是通电话不问“吃过了”简直没一点礼貌。)瞒和骗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实现了现代化?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“知耻近乎勇”,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类似的名言,虽然我们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(否则就是迂腐),可我们的说法毕竟要什么有什么,怎么说都成套。如果中国人敢于面对自己的丑恶,妖魔化对我们还有什么作用?

 

  选自《随笔》,2002年第5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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