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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照相说起【莫言】

2013-05-021条评论

这是我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,时间大约在1962年春天,读者可以看到,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袄,下穿单裤,头顶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。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,胸前闪闪发光的,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,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。裤腿一长一短,不是裤子的问题,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。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,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,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,照片也就不必发表。照片上,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,是我叔叔的女儿,比我早四个月出生。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,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,肚子痛,用小车往医院推,走到半道上,脖子一歪就走了。照相的事,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,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,课间休息时,就听到有同学喊叫:照相的来了!大家就一窝蜂地蹿出教室,看到教室的山墙上挂着一块绘着风景的布,布前支起了一架照相机,机器上蒙着一块红表黑里的布。那个从县里下来的照相师傅,穿着一身蓝衣裳,下巴青白,眼睛乌黑,面孔严肃,抽着烟卷,站在机器旁,冷漠地等待着。先是那个教我们唱歌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攥着一卷白纸照了一张,然后是校长的老婆与校长的女儿合照了一张。照相时,师傅将脑袋钻到布罩里,从里边发出许多瓮声瓮气的神秘指令,然后他就高高地举起一只手,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,高呼一声:往这里看,别眨眼,笑一笑!好!橡胶球儿咕唧一声,照相完毕。真是神奇极了,真是好看极了!我们围绕着照相师傅,都看迷了。在无人照相的空间,与我们同样围着看热闹的老师们,相互撺掇着,张老师让李老师照,李老师让王老师照,都想照,看样子也是怕花钱。教算术的杜老师把教语文的周老师推到机器前,对照相师傅说:给我们这个老师照一张,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美男子!周老师捂着脸逃到一边,骂道:杜平你个杂种,你不是上庙,你是来糟蹋神仙!周老师脸上有一块巴掌大的黑痣,奇丑。杜平老师说:不要紧,照不上你的痣,不信你问问师傅。师傅笑笑,说:麻子照不上,但这痣……也许照不上,要不试一试?周老师说:不试不试!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,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,说:我要照相。围观的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很惊讶。照相师傅问:小同学,你家大人知道吗?堂姐说:俺娘让我来照的。马上有人在旁边说:她父亲在供销社工作,每月一次发工资呢!于是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。那天我堂姐穿得很板正,读者朋友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。别忘了那是1961年,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穿不上一件囫囵衣裳,能穿得像我堂姐那样的,已经是凤凰毛了。

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,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,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。这时,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,我一个箭步蹿到照相机前,与堂姐站在一起。照相师傅的头从黑红布里钻出来,说:怎么了?怎么了?老师和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我,没人说话。我骄傲地对照相师傅说:我们是一家的!照相师傅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小怪物跟这样一个小姑娘会是一家的,就转回头去看老师。我的班主任老师说:没错,他们是一家的。我堂姐也没提出反对,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。照相师傅的头在黑红布里说:往前看,笑一笑,好!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胶球儿,咕唧一声,好了!

过了好久,我把照相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时,一个晚上,我们全家围着一张桌子,吸溜吸溜地喝着菜汤,就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在喊叫我的大号:管谟业!管谟业!家里人都看着我,他们听到有人喊我的大号,肯定都觉得怪怪的。我扔下饭碗跑出去,一看,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。她将一个白纸包递给我,说:你们的照片出来了。我拿着照片跑回家,竟然忘了请老师到家里坐坐,也忘记了说声谢谢。就在饭桌上把纸包剥开,显出了三张照片和一张底版。照片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,我看到婶婶的嘴巴撇着,显然是很不满意。母亲叹息一声,说:看你这副邋遢样子,照得什么相?把你姐姐都带赖丑了。婶婶瞅了我一眼,扔下饭碗,回屋去了。

那时我们还没有分家,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。全家十三口人,上有老下有小,最苦的就是母亲。爷爷奶奶有点偏心眼,喜欢我的婶婶,我母亲干活最多,但在二老那里却不吃香。我因为长得丑,饭量大,干活又不麻利,在爷爷奶奶眼里,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。我从小就感觉到爷爷和奶奶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我。尽管有时奶奶也虚伪地表白两句: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,咬咬哪个哪个痛!但我想我顶多算个骈指。今天反省起来,他们不喜欢我,固然有他们的原因,但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不赚人喜。我又丑又懒又馋,还经常出去干点坏事,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,这样的坏孩子,怎么讨人喜?

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,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。我父亲却非常积极,带头入社,吃苦耐劳,虽然是中农,比贫农还积极。父亲一积极,爷爷就生气。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。他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汉,心灵手巧,力大无比,如果死心塌地地到社里去干活,必然会得到嘉奖,但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,干部上门来动员,软硬兼施,他软硬不吃,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。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吓得我父亲恨不得给他下跪,求他老人家不要乱说。中苏友好时,我爷爷说不是个正经好法,就像村子里那些酒肉朋友似的,好成个什么样子,就会坏成个什么样子。爷爷的这两个预言后来都应了验,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。爷爷不到生产队干活,但他也不闲着。我们那里荒地很多,爷爷去开荒种地。他开出的荒地粮食亩产比生产队里的熟地都高。但这种事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,人民公社没收了爷爷的地,还要拉他去游街,我叔叔在公社里找人说了情才免了这一难。不许开荒,爷爷就自己制造了一辆木轮小车,推着去割草。割草晒干,卖给马场,换回一些地瓜干,帮家里度过荒年。爷爷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,他会结网,会捕鸟,会拿鱼,还会耍枪打野兔。他心情好时,是个很好的老头,心情不好时,那张脸就像生铁铸的,谁见了谁怕。

奶奶不如爷爷耿直,但心眼也不坏。她对乡邻很好,就是对我母亲不好,对我当然也不好。奶奶有点欺软怕硬,我婶婶干活比较滑头,对她一点也不尊敬,她小心俯就;我母亲勤劳能干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承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活儿,却得不到她一个好脸色。

还是说说我母亲吧,她老人家去世已经五年,我好多次想写篇文章纪念她,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千头万绪,不知该从哪里写起。母亲这辈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难,想起来就让我心中难过。母亲生于1922年,四岁时外祖母去世,她跟着一个姑姑长大成人。母亲的姑姑–我们的姑姥姥,是个铁金刚一样的小老太婆,非常的能干,非常的好强,虽是小脚,但走起路来风快,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。母亲在她的姑姑的调教下,四岁时就开始裹脚,受的苦无法言说,但最终裹出了一双精巧的小脚,母亲还是很感谢她的姑姑。母亲十六岁时嫁到我家,从此就开始了漫漫的苦难历程。精神上受到的封建压迫就不必说了,许多深重的痛苦,因为觉悟不到,也就算不上痛苦。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,嗨,从我有记忆力开始,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。先是”心口痛”,每年春天都犯,犯了就痛好多天,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,不管用,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,钱在祖母手里卡着,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,只好干靠着,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。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,捡回来用锅烘焦,再用蒜臼子捣碎,然后让母亲冲着喝。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,里边包上四两生姜,一次吃下去。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,痛得在炕上打滚儿,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。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,生姜大热,能治,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,吃上四两生姜,无疑是火上浇油。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,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,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。到了夏天,就头痛,脸赤红,干活回来,忙完了饭,别人吃饭,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,翻肠绞胃地吐,我和姐姐站在旁边,姐姐哭着给她捶背,我哭。秋天还要犯”心口痛”,好不容易熬过去,到了冬天,哮喘又来了,说是得了痨病,痨病方,一大筐,不是鸡蛋就是香油,我们到哪里去弄?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。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,用柳树枝烧水喝,怎么可能管用?还有妇女病,脱肛,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,吃不起,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,晚饭后,找一块半头砖,放到灶火里烧着,刷完了锅碗,干完了活,将热砖掏出来,垫到肛门下坐着,自己说很舒服。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,在腰上,一直挺着干活,实在不行了才躺倒,疼痛难忍,咬紧牙关不呻吟,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,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,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,她叫着我的乳名,说:我不行了,你们姐弟怎么活呀?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,义务看病,不要钱。记得是个中午,来了一群医生,都穿着白大褂,脖子上挂着听诊器,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,说是给母亲动手术,不让我们进去看。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,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。一会儿工夫,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,一会儿又端出一盆。渐渐地好起来,能扶着墙下地了,又开始了干活,十几个人的饭一人操持。那时的饭,一半是糠菜,要先把野菜放到石头上捶烂,将绿水攥出来,再搀上糠和那点珍贵的红薯面儿。做这样的饭劳动量特大。我婶婶不愿在家做饭,愿意到生产队里去干活挣工分–那时生产队的活就是糊弄,轻松得很–她回家就像功臣一样等着吃饭,她多么聪明啊!母亲病好之后,腰上落下了一个很大的疤,天要下雨就发痒,比县里的气象预报还准。后来还被毛驴伤过脚,还得过带状疱疹……母亲晚年,我们的条件有了好转,但她的病日渐沉重,终于不治。母亲这辈子,没享过一天福,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。晚上要生孩子了,中午还在打麦场上干活,刚生完孩子,半夜三更,天降暴雨,麦子还在场上,扯一条毛巾包住头,就到场里帮着抢场,动作稍微慢一点,还要受到呵斥。至于吃的,几十年来,大家都吃不饱,她更吃不饱,上有老,下有小,好吃的根本就进不了她的口。有时候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。我是她最小的儿子,相貌奇丑不说,还有一个特大的饭量,分给自己那份儿,几口吞下去,然后就看着别人的饭碗哭,馋急了还从堂姐的碗里抢着吃。我一抢,堂姐也哭,这就乱了套了。最后必是母亲给婶婶赔不是,并且把她碗里那点省给我吃了。母亲的痨病其实是饿出来的,饿,还得给生产队里推磨,推磨的驴都饿死了,只好把女人当驴。20世纪60年代,我们一家没一个饿死的,全仗着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。我婶婶人不太好,但我叔叔很好。他送给我一杆博士牌钢笔,还给我买过鞋子。当我们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,叔叔从供销社里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,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,但在当时,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,无疑是人间最美的食品,岂止是食品,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。我们吃着棉籽饼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这样的文章,没有什么意义,就此打住吧。

1999年6月13日

婶婶已经于2001年5月去世,这一代人实在是命运多舛,思之令人怆然。婶婶一辈子其实也没享到什么福,尤其是到了晚年,堂姐去世,撇下两个孤儿,实在是凄惶。然后又是小儿子胡闹腾,办什么旅游品加工厂,拉下一屁股债务,逼得她七十多岁的人还要给人家去打短工。想起她和村子里的老人们冒着严寒去给人家摘辣椒,每天只挣两元钱,我心中就酸溜溜的。如果不是遭遇这些事情,她活过八十岁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为了偿还堂弟欠下的债务,为了堂姐撇下的两个孤儿,我们拿出来一些钱,为此,婶婶见到我们时那种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我们吃了的情形,让我心中实在难过。多年前的芥蒂,早已荡然无存。上边的文章,我写到的其实是当时农村的家庭状况,并无特别的褒贬之意。妯娌之间,打得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,我母亲和婶婶的关系,还是好的。我母亲去世之后,三日圆坟,婶婶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左手抓着一把谷子,右手抓着一把高粱,围着母亲的新坟转圈走,左转三圈,右转三圈,一边转一边默念:

“一把高粱一把谷,打发先人去享福……”

如今,婶婶和母亲都去那边享福了吧!

2002年12月9日补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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